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李红军法律研习网

摘要：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事关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我国现行法律通过表见代表制度对善意第三人提供救济，但这一制度在适用中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在分析这些争议的基础上，检讨了现行法律制度，认为《合同法》第50条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将公司的代理成本、决策和监督成本，外化为市场交易成本，不利于交易安全、市场效率和公司治理。因此，法律应授予法定代表人以不受限制的代表权，以弥补此种此种缺陷。

关键词：越权 表见代表 检讨

一、法定代表人越权的界定；

公司作为法律技术的产物[1]，其行为必须通过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来完成，由于法定代表人、代理人与公司利益不完全吻合等诸多原因，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权限从事行为在所难免，在此种行为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如何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事关交易安全，是一个公司法和民法制度中的重要问题。由于公司的代理人越权的行为与一般意义上越权代理的行为并无差异，因此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可以有效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对此，本文不再赘述，并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法定代表人越权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的权限性质不同，本文将法定代表人越权的行为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超越法律规定；第二种情形超越章程的规定；第三种情形超越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及其他公司内部限制。

二、公司与法定代表人间关系的性质与表见代表制度

（一）公司与法定代表人间关系的性质；

如何认定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并根据何种制度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取决对法定代表人与法人间关系的认定。

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之间系采代表人说，在此种学说下，法定代表人的人格和行为被公司吸收，“法定代表人执行法人的对外业务，所为的法律行为是法人自身的行为，当然由法人承担起后果”[2]此种学说也得到立法上的认可，表现于《民法通则》第38条、第43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3条，我国实行单一的法定代表人制度，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

（二）表见代表制度与表见代理制度的区别

正由于采代表人说，我国《合同法》于第49条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之后，又于第50条规定了表见代表制度，虽然两种制度的规范目的均系通过对交易中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进而保护交易安全。但两种制度仍存在重大区别，表现如下：

1、第三人善意的推定不同；

根据《合同法》第50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表见代表制度下，法律推定第三人善意，推定第三人不知晓法定代表人越权。所以作此种认定，乃是基于法定代表人系法人的代表人，其行为基于代表人的身份和职务产生，具有稳定性和经常性，第三人应信赖其拥有当然的代表权，这也是设计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当然要求，“在与法人纷繁复杂的民商事交往中，要求第三人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进行审查既不可能，又不切实际”[3]，势必将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也吞噬了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功能。

在表见代理制度下，法律未作此种推定，表现于《合同法》第48条、第49条的规定，此种规定的理由在于，代理人与法人非经常性的委托关系，理人在进行代理活动时，除要表明其身份外，还应表彰其代理权范围，于第三人而言，不可能信赖代理人拥有当然的代理权，必须要求其提供法人之授权委托证明，审查其代理权限，“若不如此，则其本身具有重大过失”[4]，而非善意。

2、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

基于对第三人善意的推定不同，表见代表制度和表见代理制度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有明显的不同，在表见代表制度下，公司若主张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应对此负举证责任，而免除了第三人对自己的“不知”的负举证责任；在表见代理制度下，第三人必须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形举证。

显然，在表见代表制度下，法律为第三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保护，第三人受到善意推定的保护，承担较低的举证责任。

3、适用范围不同；

于公司与第三人交易的情况下，表见代表制度适用于法定代表人越权的情形，而表见代理适用于公司代理人越权的情形。

三、法定代表人越权与表见代表制度的适用

尽管对法定代表人越权应适用表见代表制度，论者间并无太大争议[5]，但针对法定代表人越权的具体行为类型，由于《合同法》第50条对“权限”一词的规定不明，是否应推定第三人善意并当适用表见代表制度，论者间仍有一定的争议。

1、于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律规定权限从事代表行为，通说认为，第三人应知晓法律，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自无适用表见代表的余地；

2、于法定代表人超越章程的规定从事代表行为，许多学者基于公司章程的公示性，认为表见代表没有适用的余地，比如张民安教授认为，如果“在公司章程中作了规定，则公司可以以章程规定的公示性对抗第三人，认为第三人因为公司章程的登记而了解公司对董事会权力的限制”[6]。论者还基于《公司法》第6条第3款关于“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清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认为“既然公司章程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不仅意味着善意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信赖受到保护，还意味着非善意第三人要受到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对抗”，“包括银行债权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就可自由前往公司登记机关查询”[7]，因此应推定第三人知晓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权力的限制，不适用表见代表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明确了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认定标准。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规定，对于此类行为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特定关系人”的含义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所谓“近亲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见，在民法意义上、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意义上近亲属的范围均有所不同，这就给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造成困惑。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从诉讼权利的角度作出规定，而不涉及经济利益，如果以此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不尽合理；同理，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亦不宜采用。相比之下，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侧重于经济利益关系，与《意见》所涉及的内容角度相近，因此，《意见》中“近亲属”的范围，应参照民法意义上的规定予以认定。

所谓“情妇（夫）”，一般是指除配偶之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人。司法实践中对于到底达到什么程度的男女关系才能称之为“情妇（夫）”，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和金钱包养关系，对此往往依赖于双方的交代，辅之以能够证明其交往情况的其他证据。如果曾经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相当长时间已断绝不正当关系的，不宜认定为“情妇（夫）”。

所谓“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里的“共同利益关系”是指以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方为谋取己方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必须顾及和维护另一方的利益。“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如共同占有或相互继承关系，此外，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政治、情感等方面。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个体户王某推荐的施工队承揽工程，王某从中获得好处费，张某未分得好处费，张某供称，他之所以帮忙使王某赚取好处费，是因为王某帮他运作关系跑官。从行为本质上讲，张某的行为属于权钱交易性质，但与典型的权钱交易相比不同的是，他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后，使王某从中得到好处。张某与王某之间具有相互利用的关系，即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使王某赚钱，王某为其跑官，二人系利益共同体，应当认定二人具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亦属于《意见》中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二、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认定

《意见》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有两点需注意：第一，这里的“授意”，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请托人，也包括由请托人或特定关系人提出，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同意的情形。第二，该条款中规定“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该条款基于体例的需要强调了《意见》所列的交易、挂名领薪等贿赂形式，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上，只有上述形式才可以构成受贿罪。相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刑法原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由第三人收受贿赂的形式既包括直接给财物等传统受贿形式，还包括《意见》中列举的新类型受贿形式，以及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特征的其他受贿形式。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受贿共犯

《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一）所谓通谋，就是指犯意的共同沟通和谋划，谋划的内容应当既包括谋利，也包括收受财物。特定关系人在接受请托人财物时明知该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的对价，这样才可以对特定关系人认定为受贿共犯。在此，“通谋”包括事先通谋、事中通谋、事后通谋。这就意味，具体有以下通谋方式的，特定关系人均可以受贿共犯论处：一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共谋约定，由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特定关系人从请托人处收受财物的；二是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后，请托人为感谢将贿赂款物送给其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收受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的。

（二）特定关系人要积极实施谋利和收受财物行为的才构成共同受贿，二者缺一不可。在共同受贿中，特定关系人的谋利行为体现在其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上，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应区别对待：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后，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明知该财物是请托人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所给予的而收受。特定关系人在主观上虽有明知但并未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谋，在客观上未参与谋利行为，缺乏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故对于其收受贿赂款物的行为不能以受贿共犯论处。

2.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并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其要求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知情，双方则构成共同受贿；如果无证据证明该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因缺乏双方对收受财物的共同犯罪故意，因此不能认定为共同受贿。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有证据证明其系不正确履行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对其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该特定关系人，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为不正当利益的，可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