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及制度的完善

孟 波 陈超远
（ 兰州大学 甘肃 730020 ）


[摘 要] 新刑法第395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在打击腐败分子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存在着立法上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且该罪在配套制度上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的建设方面也需要加快工作的步伐。只有这样从立法与制度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和加强，才能使该罪更加有效的打击贪污腐败势力，为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立法完善 制度建设 反腐败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深化，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这一不确定的时期，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攀比之风日渐盛行，整个社会的反腐倡廉呼声日益高涨，这些引起了全国人大、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我国在1997年新刑法中制订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截堵性的条款对腐败分子给予法律上的制裁。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截堵性的条款暴露出其在功利立法上的考虑不周和在其前置制度建设上的不健全。这就需要理论界与时俱进的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从而使该罪更贴近实际打击腐败势力的需要。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状
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的超过合法的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①该条款的设立是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现象日益严重，少数国家政府官员聚敛财富而司法机关限于实际情况难以查明其真实来源而采取的立法措施。它的制定有力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弥补了我国反贪立法的漏洞，是“从严治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腐败的利锐武器”。②但是，综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这把“利锐武器”似乎并不锐利，甚至它成为一些贪官们的“避风港”“保护伞”，成为贪污、受贿罪的附带罪名，更有甚者成为各别地方贪污腐败势力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予以规定的。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修订刑法,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在第395条第一款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差额予以追缴。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似乎就成了贪污贿赂分子的一项附带罪名,从来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单纯因为被查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被依此罪定刑。实际上,一些腐败分子正在享受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轻缓刑罚的好处：无论贪污受贿多少，只要手段高明，不留下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最终即使巨额财产 被发现，也只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松受罚。因此，对于该罪无论在立法完善上还是在 司法制度中都存在着众多的问题。从立法的完善上看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该条款的犯罪主体来看。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那些已经卸任、退休的原国家工作人员即使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却也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该罪特殊的犯罪主体限制了它的法律威力的实施！因此，我们应当对该罪的犯罪主体加以重新界定，在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规定：(1)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称

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之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③它明确的规定了无论是现任的还是曾任的政府雇员，只要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刑罚。仿照这样规定我国的刑法第395条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有效、切实的开展下去，才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和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与国际的司法规范接轨。所以，我们建议将下列人员纳入该罪的特殊主体：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者负责人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从事检察、审判工作的检察官、法官离休，退休5年内的人员；各级公安、财政、工商、税务、海关等国家行政机关中的所有公务员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政府派出机构从事国家公务或者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从而，更好的实现我国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抛弃该罪所具有的功利主义倾向！
其次，从该条款的客观特征来看。当前，理论界对该罪的客观特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持有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拥有超过合法收入且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另一种是不作为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不能说明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④笔者认为，持有说将“可以责令说明来源”看作是该罪的程序性条件，而不作为说将其理解为实质性的核心条件。因为刑法是解决实体法的法律而非程序法，它不会越俎代庖的规定司法程序问题，所以不作为说应当更接近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既然不作为说更符合刑法的立法取向，那么“可以”二字便是立法者在立法上的有一疏漏。全面理解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实际上它隐含了司法机关必须责令犯罪嫌疑人说明其财产的来源，而不是可以责令其说明也可以责令其不说明。实际上，该罪是对犯罪嫌疑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不作财产合法来源说明的不作为行为进行的法律惩罚，而不是对拥有巨额财产的持有行为进行的惩罚。所以，这种说明义务已经由刑法本身所设立，在这里应当将“可以”该为“应当”更符合刑法的逻辑严格性的要求。
同时，对于该条款中的“不能说明”在理解上容易出现偏差。笔者认为，对“不能说明”应作限制性的解释。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能作以说明”只不过这种说明大多是莫须有的、无从考证的、隐匿实情的，如将财产来源说成是外国远亲赠与的或从已死亡的亲属那里继承的。对此,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其无，亦不能证明其有，如果以这种不能考证形式作出的说明作为法律上所要求的“合法说明”的话，这就有可能使一些不法“蛀虫”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明显是有背于立法者的本意。因此，我们必须对刑法上395条所要求的“说明”予以特别限制，即应当是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说明的。为了消除这种法律理解上的偏颇，我们建议将“不能说明”该成“拒不说明或做虚假、无据说明”更有利于司法机关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到最大经济效用的地方上去；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协调、统一！
最后，从该条款的法定刑上来看。由于该罪的法定刑较轻使之可能成为司法腐败的源泉和集体腐败势力的“保护伞”，它不利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不符合刑法中的责任相称基本原则。例如，一些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与腐败势力狼狈为奸，放弃对腐败案件中的巨额财产来源的追究，而简单的以本罪结案，这样我们遏制了一种腐败却滋生了另一种腐败。同时，本罪缺乏附加刑，仅仅追缴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而不附加罚金，也容易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功能。⑤所以，对于本罪的法定刑我们建议，可以根据当地的年人均收入和犯罪人的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差额部分的比例来确定法定刑。例如，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综上所述，通过对于原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上的分析。笔者建议对刑法第395条第一款作下表述：任何公民，如属国家工作人员或曾属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应当责令说明来源。本人拒不说明来源或作虚假、无据说明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制度完善
针对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的众多不足和在司法实践上的尴尬处境，我们除了应当从法治上加以完善以外更应当从制度上加大建设的步伐，使之从多方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加以遏止，从而更好的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从制度上主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1995.4.30)、《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3.24) 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4.30)，建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和离任审查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管之下，防止当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同时，与这一制度相配套的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监督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申报的材料进行系统化、透明化的管理防止监督机构的“护短”行为和集体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国务院直属的审计署来对相应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从而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建设完善。
第二，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幻想彻底的破灭。⑥
第三，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报、党纪委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国家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报的渠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
总之，只有科学合理的建设好我国的财产申报和金融监管制度，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的制约机制相结合，认识到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反腐败工作必将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的综合工程，才能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认真高效的进行到底！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由于新刑法第395条存在着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的立法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和完善。在完善立法的同时也需要对它的前置制度加以建设，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所有这些都必须坚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建立健全各种配套制度，并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来予以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体系的建设，才能更有力的打击腐败分子，才能更快的进行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①高铭暄、马克昌： 刑法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版 第642页
②储槐植：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N） 法制日报 1989—12—15（3）
③刘 玫：香港与内地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89页
④时延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研析（J） 《法学》 2002年第3期39页
⑤卢建平：刑事视野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 年1期 第 61~68页
⑥蔡兴教：财产贪贿犯罪的疑难与辨症（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646页

[作者简介 ] 孟 波 男 山东德州人（1978~ ） 现为兰州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陈超远 男 河南濮阳人（1973~ ） 现为兰州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内容提要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体现。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过多限制，使律师职责不能得到全面和切实的体现，本文从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刑辩地位不对等几个方面论述律师在刑事诉讼职责的尴尬境地，并提出一定的解决对策。
关键字：律师职责 刑事诉讼 会见难 调查取证难 刑事辩护

在近几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律师法》相继通过并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以前法律规定有一定的变化，但法律中新增的一些规定，又将律师的地位推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界，而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的减少，众多律师因刑辩护业务而无辜入狱，充分说明了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的职责定位不够准确，法律赋予权利太少，限制太多，而刑法的306条款，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根大棒，让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律师权利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而由此造成控、辩、审三角的失衡，影响的是司法程序的公正。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主要有法律帮助，调查权的行使，辩护权的行使，另外还有律师在刑诉过程中地位的确定，笔者主要从法律帮助介入与会见，调查权的行使，辩护权的行使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一定的对策，以待商榷。
在法律帮助阶段，律师介入，会见权难以保证。
1、律师会见难成因及特点：
依据《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依此规定，律师的刑事侦查过程的介入时间比修改前大大提前了，但在实际过程中，律师的会见难却一直存在着。1999年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廖建华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遭到娄底市公安局看守所的拒绝，后来，廖建华律师以行政诉讼的方式通过法院确认了其会见权。会见难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此后相继在全国发生，明确的法律规定得不到遵守。在实践中，律师向侦查机关提出会见后，侦查机关会以“领导不在不能批示”，“案件在侦查中律师不宜会见”，“要求律师填报会见申请表等候批示”等理由进行搪塞，让律师会见困难。笔者在去年办理的一起毒品运输案件中，从交律师会见申请表到安排律师会见相隔两个月。这些就引发了我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律师会见难，是我国立法的不足？在六部委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同时又规定复杂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到场。综观上述规定，侦查机关多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案件重大复杂，不能抽出人员到场等理由拒绝或拖延律师会见时间，而实际上，侦查机关正是利用六部委规定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而让律师会见难。律师会见难总结如下应有三方面问题：
介入时间晚。
《刑诉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但到见到律师之日起码是两天以后了，而实际根本达不到这个规定。在现实工作中，都是侦查机关告诉犯罪嫌疑人家属，家属再委托律师，律师再提出会见，真正会见最迟都是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的数十日。
会见的批准制度、限制会见。
依法律规定，律师提出会见后，一般案件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而实际部分侦查机关根本不理会律师的会见要求，更以领导不在，办案人员不在，案情复杂相推诿。有的批准会见了，又以无人员到场为理由让律师不能会见。刑诉法中的侦查机关可派员参与会见，无疑是律师会见难的重大阻碍。
（3）会见过程中律师权利限制太多。在法律帮助过程中，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了解罪名，实际上意义不大，在犯罪嫌疑人家属的通知书中已能了解，但实际上在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时，往往会受到侦查机关派员的阻挠，认为律师这样问会防碍侦查。
2、律师“会见难”的对策。
（1）立法的明确化，一致化。
刑诉法已经规定了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刑事案件，立法上就应该将律师的介入时间确定在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不在后面规定一些空隙：如批准制度，派员制度等等。只有一个肯定明确的时间，才能让侦查机关无推诿搪塞的理由。
（2）刑事诉讼律师专业化制度。办理刑事诉讼律师应当是有较高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的律师，在律师协会和司法部门协调下建立起刑事诉讼律师专业化制度，建起律师进入刑事诉讼准入制度，要求从事刑事诉讼律师有一定的从业年限，办案经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遵守情况，经律师协会考核，颁发资格，才能参与刑事诉讼。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调查权的不足及对策。
1、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调查权现状。
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证据是贯穿该过程的重要内容。在刑诉过程中律师对控方证据的质证和自行调查取证权是刑诉过程中律师的两个重点，而新《刑诉法》，《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过多限制，导致律师调查权的削弱或丧失。律师调查权的不足，也直接导致律师在刑诉过程中的作用削弱，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司法界对此争议比较大。
2、律师调查权的主要表现。
（1）法律赋予律师调查权的不足
《律师法》及《刑诉法》都规定，律师在取证过程中，须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法律对此的规定不是赋予律师取证权，实际上是限制律师调查取证。依此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几乎不能开展，律师的调查权成为了一种不完整权利，限制了律师业务的发展。
律师调查权在诉讼过程中有不对等现象，处于被动劣势。
律师调查所取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被重视，并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刑诉法》在规定律师有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又规定：“辩护律师或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该条的规定，无形之中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限制得十分严格。而实际中，法律对律师证据的采信是非常少的。笔者在一起未成年人犯罪中，该案中涉及到未成年人年龄在搬迁户籍时人为改大，而该未成年人犯罪时依照其户籍年龄已到16岁，，而实际年龄未到16岁，依照法律规定16岁以下该罪不到刑事责任年龄，笔者当时千辛万苦去该未成人迁户前的农村村组中调查到该事实的真相，并将该证明交与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根本不予采信。在我国的部分司法人员中，还错误地认为律师就是专给罪犯说话的人，与司法机关作对，从而也对律师的证据不信任，不采纳。
法律赋予公、检、法三部门对调查取证的绝对权利，又建立起了控、辩、审的司法体制，但由于赋予律师调查权太少，从而让辩护权得不到体现。律师调查权的不足，也导致在刑诉过程中律师取证难，证据采信度小，取证风险太大，从而在刑诉过程中律师职责难以体现。
3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对策。
(1)从立法上保障律师充分的、完整的调查权。尽快修改《律师法》、《刑诉法》等相关法律，赋予律师完整充分的调查权。立法依据的确立，是律师在刑诉中是最强有力的权利依据，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律师在刑诉过程中，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取调查取证。
（2）独立律师调查取证权。在刑诉法中，规定了律师取证时，须经单位或个人同意，有的要经侦查机关或法院、检察院同意许可，有的须经向法院或检察院申请取证，这种带有明显依附关系的规定，无疑限制了律师调查权，只有从立法上让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独立出来，才能彻底保证律师调查权的实现。
律师辩护中的存在问题及对策。
律师辩护工作现状。
在新刑诉法之前，我国律师界的名律师都来自于刑辩。云南震序所的马军、北京的田文昌、吉林的王海云、郑州的李奎生等都是刑辩界的高手，曾经有无数的无罪辩护而蜚声律坛，而新刑诉法实施后，以刑辩闻名的律师销声匿迹了，而且王海云在法庭中被殴打，李奎生因刑辩而入狱，无疑给刑辩律师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刑辩律师纷纷改行，刑辩业务大幅度下降，刑辩走入了冬天。
2、律师在刑辩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律师辩护权依附性太强，不独立。
控、辩、审三权的分别独立，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基石，也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在刑辩过程中，律师最大的特点是被动、消极，所寻求的所有权力归结为一条就是请求，请求调查，请求裁判等。对律师而言，在刑辩过程中自己没有权力能够有一个终局性结论，不能独立的改变案情定性。这种请求的结果，无非是通过审判权得以实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也使律师在辩护过程受制于人。
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对证据的运用也使刑辩律师被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出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隐匿，往往使律师在刑辩过程中受制于控方，完全被控方牵着走。现实生活中，不乏有控方抛出一些让刑辩律师和审判机关从未听说的证据，而使律师陷入刑辩的被动。
法律对刑辩律师的限制。
在前面论述中，已经阐述了律师调查权限制的法律追究制度，而实际上《刑法》306条规定的伪证罪无疑是刑辩律师的原罪，同时律师法对刑辩的伪证行为规定了律师最重的行政处罚。山西大同律师付爱勤、辽宁朝阳律师张海妮、湖南岳阳律师刘正清、广西律师周建彬等律师相继涉嫌伪证罪而被捕，这些律师执业无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公诉方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作后盾，他们有权力掌控证人，迫使证人改变对自己一方不利的证言；其次是律师本身权利极少，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的原罪，对律师恣意追究责任相对较为简便，律师没有法律的保障，更无强大的“娘家”。
3、律师刑辩保障的对策。
（1）立法上废除刑法306条款及刑诉法中调查取证权的修改。刑法306条款在近几年律师界要求废除的声音俞来俞大。对于同是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是唯一悬此大棒在头的职业。而能拿起大棒者，往往是控方，与辩方针锋相对的“冤家”。该条的废除，也能让律师在刑辩中真正实现自己辩护的职责。
（2）律师在刑诉过程中豁免权的确定，也是近两年司法界的焦点。律师刑辩豁免权指律师在刑辩过程中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律师的辩护过程，如果处处小心翼翼地去保护自身权利了，那是不可能真正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刑辩豁免权在其他国家已形成一种制度，我国对此权利的确立，可以更贴切保障律师刑辩工作的实现。
司法体制改革，确定控、辩、审的独立。
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须确定控、辩、审三者的独立，而其中又要特别强调辩方的独立。法理上辩护律师是一个独立的地位，但实践中因过多的依附让律师辩护权得不到真正意义的独立，因此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调查权的实现，辩护律师的豁免等的建立，让刑辩律师真正独立，让其辩护权充分得以体现。
律师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亦是实现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的重要因素。当前，全国范围内律师队伍的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开展，通过教育整顿，建立起“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一支律师队伍，也是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职责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业务探讨》李东升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陈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