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

朱庆育

　 在2000年刚刚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我不禁想要翻检一下去年所出版的法学著作，整理出一部分，以便将其与过去的世纪一并存入我的记忆档案。去年的法律出版业空前繁荣，法学著作之丰颇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即便纯从自己主观偏好出发，要从浩若烟海的法学出版物中选出我视之为具学术代表性的作品亦非易事，但是既然选择结果是代表我的个人私见，我也就不避“过度诠释”之嫌，从中选出十种著作略加介绍。

　 面对现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学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但是真正自觉地走向边缘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强的独立意识。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首先吸引我的，正是其书名。与其他法学研究取向不同，该书内容似乎并无太多直接通常所谓的“现实关怀”。具体内容尚在其次，更能充实其意蕴的也许是其渗透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边缘精神”。在全书三十余篇或长或短的典雅而富有韵律之美的文字中，舒先生以其追求智慧的执着与冲淡从容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一股远离尘世喧嚣的飘逸之风。

　 如果说舒先生的文字给人以“润含春雨”之感，那么，我倾向于以“干裂秋风”来形容许章润先生。许先生称其收集在《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文字皆为“发愤之作”；“发于困惑不安，愤激、喟然于世道人心、天命大化”。许先生具不俗的西学素养，但他似乎更愿意将其学术之根扎于中国。全书各文以“人生与人心”这一梁漱溟式的追问为共通主旨，既饱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寂，又不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

　 许先生着意于接引前人智慧的旨趣使我想起民国先贤。梁启超先生并不以“法学家”之名为后人所知，因此应该感谢范忠信教授告诉我们：“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贡献，不在沈家本之下。”（《梁启超法学文集》），我不得不承认，梁先生通过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学问见识是令后辈如我者汗颜不己。其实这一尴尬岂止在理论法学上存在，曾为民国民法典起草人的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亦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经典。该书作为史先生“民法全书”的压轴之作，以其论证严密、资料详实而享有盛誉，即便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民法学研习者无法绕过的界碑。

　 学术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法学教育的载体———教材的多样化。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层出不穷，彻底打破了以往统编教材一统天下之势。然而，综观各种法学教材，它们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尚未改变此前的编写老路：在内容上多属为现行法律被动作注以及在形式上注释稀少、甚至阙如。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翻译出版的两本德国法学教材：《德国刑法教科书》（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与《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之所以殊受称道，绝非偶然。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注释绝不仅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治学者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学术传承的珍惜。当然，我国的一些法学家亦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突破首先出自《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作者张千帆教授借鉴美国教材的写法，使用大量的立法、司法与学术资料阐述美国的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不是一部僵死的文件”，而“假如我们未来的律师与法官———也就是今天的学生———不能以严谨的逻辑、多彩的文字来表达其法律思想和意见，那么中国的宪政与法治也就渺茫无望了。”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我国法学界似乎不太愿意将之视为教材。类似努力尚体现在《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刘心稳、姚新华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中。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已无须多说，多元的格局自离不开自由批评意识的养成。严肃的学术批评往往因其“不讲情面”而令人却步，然而惟其如此，徐忠明先生的书评文集《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才更显出其分量。且不论评论质量如何（事实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皆属上乘），单就该书所呈现的学术性、严肃性而言便已值得佩服。通过阅读书中文字，我不仅获得了解读他人著作的有益指导，亦领略到了作者“通过批评而思考”的学术风景。

　 就法学本身而言，它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能为解决具体的个案提供操作规程，亦根源于它能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自由，正义，等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向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卷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三卷2000年10月第一版）系统地阐述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学家整体上面临着可资利用的学术积累太少的尴尬，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长时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一直未取得太大的突破。但是，通过近几年学界的共同努力，坚冰已逐渐消融，尤其是从2000年出版的法学著作来看，我国一些法学家已初步显示出其颇为深厚的法学功力与独立的人文精神。对照西方法学所取得的成就，结合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法学的真正繁荣需要以多元的社会格局为依托。

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印发《放开烟叶调拨价格实施办法》的通知
1993年8月23日，国家烟草专卖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委、财政厅（局）、烟草专卖局：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1993〕7号文件精神及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3〕43号文件的要求，在加强烟草行业专卖管理的同时，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现烟叶调拨价格由国家定价向企业定价的转换，国家烟草专卖局制订了《放开烟叶调拨价格的实施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放开烟叶调拨价格，是烟草行业深化价格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对此，请各地要积极稳妥地有步骤地组织实施，在实施中，要加强宏观管理和具体指导，并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以便进一步完善实施办法。

附件：放开烟叶调拨价格的实施办法（试行）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1993〕7号文件及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3〕43号文件精神，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现烟叶调拨价格由国家定价向企业定价的转换，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制定出《放开烟叶调拨价格的实施办法》。
一、烟叶调拨价格放开的指导思想
1．放开烟叶调拨价格是烟草行业进行价格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积极稳妥推行，又要加强宏观指导。
2．要继续执行省际间的调拨计划，实行保量不保价。烟叶经营企业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后（包括出口备货及国家储备），必须在经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的烟叶市场销售烟叶。在市场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省内供需双方可直接交易，省际间由总公司、省公司组织供需双方直接交易。
3．放开的烟叶调拨价格应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宏观指导烟叶生产和提高烟叶质量，有利于烟叶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管理、增加效益、公平竞争。
4．烟叶调拨价的确定，应兼顾工商企业两方的利益，调拨环节不能借烟叶调拨价放开而谋取暴利。
二、烟叶调拨价格作价的基本原则
1．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宏观调控管理下，由供需双方根据商品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协商确定烟叶调拨成交价，并直接结算。
2．国家烟草专卖局制订的产区烟叶调拨基准价包括了国家规定的烟叶收购价、产品税费、流通环节的费用和利润，可作为经营企业制定调拨价的基础。
三、烟叶调拨价格的管理权限
1．在专卖管理体制下，烟叶经营企业可以根据商品的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烟叶的调拨价格。各级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帮助企业用好定价权。
2．烟叶经营企业应建立企业内部价格管理机制，坚持集体定价的原则，建立健全各种制度。
四、烟叶调拨销售的财务管理
1．放开烟叶调拨价后，经营企业销售烟叶的收入，必须全部以价格形式体现在企业销售收入中，不得以任何名义在价外收取其它费用。
2．烟叶购入单位，在烟叶买价以外，不得以任何名义向烟叶销售单位再支付款项。
3．在放开调拨价格后，对烟叶经营企业的经营收入，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抽调挪用。
4．烟叶调拨价格放开后，在原价外向用户收取的烟叶生产扶持费并入到经营企业的销售收入，因此，经营企业原从烟叶生产扶持费中开支的物资扶持和其他扶持，暂按下列办法处理：物资扶持通过企业“商品销售”和“商品销售成本”核算，其他扶持在经营费用里以“烟叶辅助费”单独反映。
5．关于烟叶经营企业提取烟叶技术改进费问题，执行新的企业财务制度后，如何进行财务和会计处理，另行通知。
五、加强烟叶专卖管理和信息交流
1．各级烟草专卖局要按照《烟草专卖法》，加强对烟叶市场的管理，保证烟叶调拨价格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非烟草企业和个人不得经营烟叶。
2．在丰收年景或市场变化情况下，由中国烟草总公司按国家储备计划组织有关单位按调拨基准价格购进，增加国家烟叶储备，以调节丰欠，平抑市场。
3．烟草管理部门要作好烟叶信息交流和协调工作，收集整理各地的信息，及时传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