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秦德良


[摘要] 我们有必要站在理性的、人道的高度正确理解死刑的作用；“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最后，从法理念和法技术角度提出了“严打”中合理控制死刑的措施。

[关键词] 死刑的作用 “严打” 合理控制

“严打”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1983年、1996年、2001年三次大规模的“严打”斗争中，死刑适用率远比非“严打”期间高，严禁滥杀，防止错杀，成了“严打”期间应特别注意的问题。本文从死刑的作用，“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的关系入手，分析“严打”期间为什么要控制，怎样合理控制死刑。

一、正确理解死刑的作用


刑罚之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惩罚之功能表现为报应；刑罚之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教育之功能表现为预防。[1][P359]这是我国学者对刑罚属性、功能和目的的权威看法。在刑罚日益朝人道方向发展的潮流下，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它在实现报应和预防方面的作用我们应如何理解呢？

第一，从死刑演进史来看。“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2][P352]“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3][P92]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氏族的血亲复仇权，血亲复仇权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私人复仇权。国家形成后为国家死刑权所取代，并由此形成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欧洲近代人权意识勃兴，促使这一体系向自由刑为中心转变，当代西方国家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的自由的尊重，使得这一体系向财产刑为中心方向发展。古今中外刑罚体系的演进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死刑从滥用到慎用乃至取消其适用，从占据刑罚体系中心位置到每况愈下，乃至今日面临被逐出刑罚体系的变化史。死刑所面临的厄运是对死刑作用的最好说明，它表明死刑的报应和预防作用极为有限，以至为尊重人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这一作用甚至可以不予以考虑。因而我们在理解死刑作用时不能仅仅从现实功利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理性高度去透视。从贝卡里亚开始持续三百余年的死刑存废之争，围绕死刑是否必要、是否正义而展开，前者是“死刑存废的功利之争”，主要围绕死刑的威慑力、预防犯罪的效果、对社会稳定的作用而展开；后者是“死刑存废的人道之争”，主要围绕死刑是出于人的本能报复还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以及死刑适用是否违背人道主义而展开。死刑的演进史雄辩地证明了“死刑存废的功利要求应当服从于人道要求。”[4][P137]目前世界上没有死刑及不处死刑的国家共85个，在全球180个国家中占47%，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共95个，占53%。[4][P140]这说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死刑所能发挥的功利作用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与否定。

第二，从死刑的功利作用来看。首先，以死刑作为对罪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一种报应，实际上也仅仅是一种以恶害报以恶害的有节制的报复，“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5][P45]适用死刑本意是要“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然而它“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5][P49]所以有人甚至认为死刑“只不过是整个民族进行的隆重的谋杀行为而已。”[6][P70]以死刑惩罚、报应罪犯其所真正发挥的现实功能之一是满足民众基于本能的报应观念，平息民众的复仇心理，然而以剥夺罪犯生命权来迎合民众的情绪性的报应要求不是理性的、人道的态度，并且惩罚罪犯完全可以用无期徒刑代替死刑。其次，就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而言，死刑从肉体上彻底剥夺了罪犯的再犯能力和再犯可能性，因而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也是死刑所真正发挥的又一重要现实功能，同时这也是重刑主义者重视死刑的原因。然而以死刑为特殊预防手段不符合刑罚人道的潮流。贝卡里亚早就指出只有在不处死罪犯就不足已防止他危害国家安全或者不足以预防他人犯罪的情况下才可适用死刑。[5][P45-46]所以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不宜过分强调。最后，就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而言，一般认为，死刑以最大的威吓力与震慑力通过对潜在犯罪人、受害人及其他守法公民产生死刑威慑的心理效应，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然而，死刑威慑的心理效应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和实证根据。死刑这种“酷刑的场面给予人们的常常是一付铁石心肠，而不是教人悔过。”[5][P49]实际上，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往往收效甚微。以我国为例，与1982年刑事立案数相比，在1983年“严打”开始后的8年中，凶杀案平均每年递增30%，强奸案每年递增近20%，伤害案每年递增35%，抢劫案每年递增近3倍。[7][P37]从上述三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报应与预防是死刑得以存在的两个支撑点，“民众为了满足报应观念而呼吁死刑；统治者为了遏制犯罪而适用死刑。大家的要求不谋而合，都认为万万不可没有死刑。”[8][P102]死刑虽有一定的功利作用，但是它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能夸大、更不能强调这种作用，因为我们一旦站在理性的、人道的高度就会发现，死刑是对人自身的生命价值的否定，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所以我们在理解死刑的作用时，首先要坚持刑罚人道原则，坚决否定夸大死刑功利作用的重刑主义观点。

第三，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来看。首先，犯罪社会学认为犯罪产生有复杂社会根源，不是单靠重刑就能有效控制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犯罪是社会的必然现象，“是社会健康的一个因素，是健康的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9][P84] “犯罪也有年终平衡，其增多与减少，比国民经济的收支还有规律性”。[10][P5] 以刑罚控制犯罪本来就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治标之策，盲目地以死刑去控制犯罪更是南辕北辙之举。其次，从刑法的社会学观点看，一个社会成功的犯罪控制系统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道德各子系统互相作用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刑法作为法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以刑罚为“剑”，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后盾法”。随着对犯罪发展的科学揭示，随着对“任何惩罚都是伤害，所有的惩罚都是罪恶。”[11][P493]的逐渐认识，刑罚在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地位将逐渐下降，随之而来的更是死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的卑微乃至虚置，最终退出刑罚体系。当然死刑能否退出刑罚体系取决于一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意识水平。我国由于经济基础，社会精神文化总体水平较低，特别是城乡差别较大，转型期严峻的治安形势、复杂的社会问题，淡薄的人权意识和生命意识以及“杀人者死”的报应观念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积淀，悠久的重刑主义传统使得我国在现阶段必然保留死刑，国际上的死刑存废之争在我国现实地、功利地表现为死刑的扩张与限制之争。最后，从刑法文化学观点看，刑罚制度是一种文化制度，旨在通过对刑罚的直接对象及潜在对象的教育而发挥建构法秩序的功能，而死刑制度是对这一文化制度的一定程度的否定，与日益重视人权保障尤其是犯罪人的保障的刑法文化潮流不相适应，因而我们应在刑罚人道原则指导下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适用。

二、法治下的“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

“严打”是在执政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各级执政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公、检、法在采取集中打击活动后，要抓紧进行预审、取证、深挖，努力做到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凡是罪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凡是依法该判死刑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2]三次“严打”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较非“严打”期间多，但这并不能得出“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第一，“严打”作为执政党中央针对特定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依法从重从快方针与依法办事的法治原则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该方针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刑法所规定的量刑原则”，“也是为了有效实现刑罚目的。”[13]该方针说明“严打”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是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因为“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是现行刑事法律的政策化，它必须遵守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依法”主要是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特别是坚持刑法所确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保障犯罪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依法从重从快”不是在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情况下的任意多捕，盲目从重，甚至对犯罪人随意加重处罚，也不是在违背诉讼时效，违背保障犯罪人应有诉讼权利原则情况下的随意从快。“依法从重从快”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罚，仍须严格遵守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实体与程序规定。法治下的“严打”必须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原则的内涵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相适应。对所犯罪行“依法该判处死刑”的，才“坚决判处死刑”；对“罪该重判”的才“坚决依法重判”。因而只要坚持罪行相适应原则，死刑适用不可能泛化，因为凡被判处死刑者一般都是其犯下了本身应该判死刑的罪，即使在非“严打”期间也可能被判处死刑，且由于“从重”主要针对“严打”的范围和对象，如2001年4月开始的“严打”主要针对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对这几类犯罪人“从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死刑适用的增加，但从总体而言，因“从重”而升格为死刑者是少数，还谈不上死刑适用泛化。

第二，法治下的“严打”是我国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针对犯罪发展的高峰及时作出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现了邓小平“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14][P350] 坚决打击犯罪的思想。犯罪发展呈现出波浪式运动的规律，因而在犯罪高峰期，针对几类严重犯罪实施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是建立在对犯罪动态变化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重要手段。因而针对犯罪发展高峰期的“严打”必然导致较大数量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有一定数量的人被判处死刑，但只要严格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话，那么死刑在犯罪人刑种构成中的比例不可能比非“严打”期间高出多少，因为死刑类犯罪人与非死刑类犯罪人都在增长，因此“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

然而三次“严打”实践却给人们造成“严打”必然导致死刑广泛适用的感觉，尤其是83年“严打”杀人过多，让人立即将“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联系起来，并直觉得出“严打”就是多杀人的结论。我们认为“严打”实践中造成的死刑适用泛化，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坚持法治原则，片面强调“从重从快”，过于迷信死刑的功利作用。

首先，肩负一方稳定大局的地方党政部门负责人由于他们亲自领导“严打”斗争，往往容易以领导者姿态恣意干涉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往往容易以行政命令取代法律，使得“严打”偏离法治方向；

其次，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中迷信死刑万能的思想大有市场，他们希望通过“严打”多杀一些罪犯以遏制犯罪，保持地方稳定；

最后，由于部分司法机关在非“严打”期间搞“运动式执法”，使许多案件堆积到“严打”期间，普通群众深受犯罪之害，因而迫切要求多杀一些罪犯，这样民众的呼声与部分官员的要求和谐统一，进一步导致了滥杀多杀的倾向。“严打”实践中死刑适用泛化的倾向是完全背离“严打”本意的，“严打”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防止“严打”期间以政治取代法律的倾向，可以防止“严打”演变为随意“厉打”的“警治”危险。

死刑适用太多是非常危险的。刑罚经济学告诉我们：死刑作为一种“投入”，其“产出”是对罪犯的惩罚和对其他人犯罪动机的抑制，然而这种收益遵循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随着死刑适用的增多，死刑的报应和预防作用递减 ，到一定数量上会出现负收益，即民众不但不对死刑犯以憎恶反而加以同情，所以我们必须严格控制“严打”期间死刑的适用。

三、科学把握死刑的适用

“从司法实践来看，死刑的裁量仍存在诸多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其突出表现一是在司法实践中死刑的裁量存在过多、过滥的问题；二是死刑的裁量存在案件不平衡、时间不平衡、地区不平衡的问题。”[15][P95] “严打”期间，死刑裁量过多过滥及量刑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因而研究“严打”期间死刑的合理控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下面我们主要从刑事法理念和技术方面谈谈我们的不成熟的想法。

（一）树立科学的死刑观，限制、削减，逐步废除死刑

我国传统的死刑观基本上是一种奠基于死刑威慑基础上的重刑主义死刑观，认为死刑可以惩罚犯罪，平息民愤，有效预防犯罪。传统死刑观着眼于死刑的现实的、短期的功利作用，因而推崇、迷信死刑。科学的死刑观是站在理性的、人道的、尊重人权的高度看待死刑的功利作用，认为死刑与刑罚人道的刑法现代化潮流格格不入，与日益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权保障的人类文明更是背道而弛，因而死刑的功利作用不应被强调，对死刑适用应采取限制并逐步废除而非扩张的态度。

奠基于人权基础上的科学死刑观符合国际社会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死刑改革潮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6款规定“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约的任何部分为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这一公约。这一公约反映了国际社会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死刑改革潮流，我国暂时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限制死刑的适用是完全可能也是应该的。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国家建设征地办法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3年10月19日湖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原则批准 1984年5月3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施行）


第一条 根据《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必须按照《条例》和本办法办理。
第三条 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是我们的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必须管好用好土地，对各项建设用地，要严加控制，严格审批制度。一切建设项目选址要在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用地面积，有荒地可以利用的不准占用耕地，有劣地可以利用的不准占用良田，尤其不准占用鱼塘、
菜地、果园等经济效益高的土地。
老企业的改建、扩建，要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城镇（包括郊区）建设要严格按照城镇规划安排用地，并同旧城区改造结合起来，以减少新占土地。
第四条 征用土地和拆迁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由县、市人民政府的征地拆迁管理机关统一组织办理。具体程序是：
（一）用地单位持经批准的建设项目计划任务书或有权批准本建设项目计划任务书的上级机关的证明文件，向拟征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选址，取得同意后，在政府规划部门或征地拆迁管理机关的主持下，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选址。
（二）建设地址选定后，由所在县、市征地拆迁管理机关组织用地单位、被征地单位和有关部门，商定预计用地面积，划出调查红线，提出安置方案，测算补偿安置费用，形成协商纪要，由用地单位作为初步设计的附件，一并上报审批。
用地单位不得与被征地拆迁单位或个人直接洽商征地拆迁条件，被征地拆迁单位和个人也不得直接向用地单位提出征地拆迁条件或其他要求。
（三）由用地单位持经批准的计划任务书、初步设计、总平面布置图和地形图，向征地拆迁管理机关正式申请征地，按本办法规定的权限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在县、市征地拆迁管理机关主持下，组织用地单位、被征地单位和有关部门，确定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落实安
置方案，签订征地拆迁协议。实行建设用地综合开发的城市，开发用地可根据经批准的城市建设详细规划，由开发部门统一申报征地。
下列情形办理征地手续，除按上述规定外，还要求：有污染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必须提交治理“三废”设施的设计方案，并经环保部门审查同意；易燃易爆的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要求，并经公安部门审查同意；征用城镇和工矿区的专业菜田，必须取得粮食和蔬
菜产销主管部门的同意；征用林地，必须符合国家保护森林的有关法规。
（四）征地申请经批准后，由当地县、市征地拆迁管理机关根据用地单位年度基建计划和工程建设进度，一次或几次划拨土地。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用地经批准征用后，一次划拨给开发部门。开发部门应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安排用地，并按经济合同保证用地单位的用地需要。
第五条 征地审批权限。
一次征用总面积十亩以下，水田二亩以下，拆迁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五户或面积三百平方米以下，由县（市）人民政府批准；一次征用总面积二十亩以下，水田五亩以下，拆迁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十户或面积六百平方米以下，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查，行署或自治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超过以上审批限额的，分别由县、市人民政府，行署或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或转报国务院批准。
征用五十万人口以上城市郊区的土地，由所在市人民政府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征用其他城镇和工矿区的专业菜田，由行署或自治州、市、县人民政府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一个建设项目所需土地，应根据总体设计一次报批，不得化整为零，分次报批。分期建设工程，应当分期征地，不得早征迟用。铁路、公路干线用地，可以分段办理征地手续。
第六条 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付给补偿费。
一、土地补偿费
（一）征用水田、菜田、熟土等补偿标准为该土地年产值的五倍。
（二）征用专业菜田除按规定补偿外，还要向国家缴纳新菜田建设费，专款专用。收取标准和管理办法，在国务院有关部的具体办法未下达前，暂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三）征用农村房屋基地及进出道路等，按原占地面积和重建基地土地种类付给土地补偿费。
（四）征用鱼塘、藕塘按年产值的五倍补偿；以灌溉为主的水塘，如需恢复同等大小蓄水水塘，按原塘容积和新造塘的挖土类别付给造塘费，造塘用地由征用土地单位补偿；一般水塘按贴近水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执行。
（五）征用果园、茶园，按贴近水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的百分之六十补偿；杉山、桐山、阔叶树山、油茶山、竹山等，按贴近水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的百分之四十补偿；松山、柴山等，按贴近水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的百分之二十补偿。
（六）年产值的计算方法是，根据统计年报算出被征地前三年的平均年产量，乘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包格征购价和超购价）。国家没有规定价格的，按当时当地主管部门规定的议购价格计算。
耕地的年产量包括该耕地上各类作物有价值的主副产品的产量（如秸杆、稻草等）。
（七）征用尚未缴纳农业税的开荒地补偿开荒工本费。补偿总额不得超过当地同类田土补偿费。
二、青苗、鱼、藕、果木等生产补偿
征用土地上的短期作物，原则上应等待被征地单位收获。确因工程紧急，由用地单位按下列原则补偿：
（一）水稻和熟土作物，插秧、播种前已投成本的按一季产值的百分之五十补偿，播种后补偿一季产值。
（二）各类蔬菜在播种或分蔸定植至开始收获前补偿一季产值，开始收获起视收获量比照一季产值补偿差额。
（三）一地兼种数种作物，除主要作物按标准补偿外，其他兼种作物按标准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补偿。
（四）鱼塘征用后，成鱼和鱼苗由原蓄养者在限期内捕捞或过塘蓄养，用地单位应按成鱼一年的产值和鱼苗的实际价值付给补偿。
（五）藕在定莳不满两个月的补偿藕种、莳田等成本，定莳两个月以上的按当地习惯给予不同补偿，最高不超过一年产值。
（六）果木、树木、竹林必须移栽或砍伐的，由原所有者处理，并由用地单位给予补偿。不影响建设的应予保留，产权归用地单位，由用地单位给予补偿。补偿标准，由各行署或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制订。
在通知征用后抢种的作物、树木和抢放的鱼苗，一律不给予补偿。
三、其他补偿
（一）被征用土地上的水井、水凼、粪池、氨水池和谷仓等附着物，按实际造价补偿。
（二）被征用土地内，如有与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源、渠道、涵闸、管道、道路、电缆等设施，用地单位和施工单位应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妥善处理，不得擅自阻断和破坏。
（三）进行各项建设时必须依照有关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法规的要求，防止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洪涝灾害。用地单位违反有关法规造成损失的，除依法追究外，还必须负责整治或支付整治费，并对受害者给予合理补偿。整治要求和整治费、补偿费标准，由用地单位、受
害单位和有关单位在当地县、市征地拆迁管理机关主持下商定。不能恢复耕种的土地作征地处理，按本办法第四、五条规定由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安排使用。
第七条 安置补助费标准。
一、征用耕地（包括水田、菜田、交农业税的熟土、鱼塘、藕塘）的，每个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被征土地每亩年产值的三倍。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以征用耕地的面积数除以被征地单位征地前农业人口（不包括开始协商征地方案后迁入的户口）平均占有耕地面积计算。征
用每亩耕地的安置补助费，因人平耕地多少而不等，但每亩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其年产值的十倍。
二、征用果园、茶园以及以林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成片林地，每亩安置补助费，为当地水田每亩年产值的三倍。
三、征用宅基地和其他土地，不付安置补助费。
个别特殊情况，按上述补偿和安置补助标准，尚不能维持群众原有生产生活水平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地年产值的二十倍。
第八条 不同隶属关系建设项目（中央属、省属、县市属）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都应按规定的统一标准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标准或额外给钱给物，也不准搞平调，克扣集体和农民。
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擅立章法或巧立名目，增加征地拆迁补偿费用。
第九条 征用土地的各项补偿费、补助费，除地面附着物的所有权或承包耕地上的青苗确属个人的应付给本人、集体种植的土地上的青苗补偿费可纳入当年收益分配外，其它都应当付给被征地的生产队或负责安置工作的单位，用于发展生产，安排因土地被征用后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不
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不得分掉或移作他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挪用。

第十条 因征地造成的剩余劳动力，由县、市人民政府组织被征地单位、用地单位和有关单位分别负责安置。被征地单位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条件，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和商业服务业，兴办各种形式的农工商联营，给予安置。
通过上述途径确实安置不了的剩余劳动力，在劳动计划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可以安排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并按劳动力与农业人口的比例相应扣减安置补助费，转拨给吸收劳动力的单位；用地单位如有招工指标，经省人民政府同意，也可以选招其中符合条件的当工人，并按劳动力与
农业人口的比例，相应核减被征地单位的安置补助费。
生产队的土地被全部征用后，又确无迁队或并队条件，原农业人口需转为非农业户或城镇户口的，由县（市）人民政府和行署、自治州、市人民政府逐级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征用土地必须拆迁社队和社员房屋时，按《湖南省国家建设拆迁安置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生产队耕地被国家征用后，财税和粮食部门应相应核减农业税和粮食征超购任务。因征地使社员口粮低于一般水平的，可酌情减少粮食征购任务或供应统销粮。减免的粮食征购任务，由所在县、市在机动粮指标中调剂解决；数量大、自行解决有困难的，由行署、自治州、市
人民政府调整；行署、自治州、市人民政府调整不了的，报省解决。增销的粮食指标，逐级审核后报省解决。农业税减免办法，按省有关征收农业税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凡已经征用的土地，其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必须严格按核准计划使用，未经原征地批准机关同意或当地规划部门批准不得改变用途，严禁擅自转借、转让和互换土地。
县、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机关按规定收回原已征用的土地，暂时借给生产队耕种的，国家建设需要时，只酌情付给青苗补偿费，不再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第十四条 被征用土地和拆迁房屋的单位与个人，都必须服从国家需要，支援国家建设，按期腾交被征用的土地，不得妨碍和阻挠国家建设。
第十五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制裁、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者从严处理。
一、买卖、典押、租赁以及非法转让、互换土地的，没收其非法所得，没收或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情节严重的可对双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或行政处分。
二、侵占集体土地的，占用临时用地期满不归还的责令退还土地，并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可以并处罚款。
三、凡按《条例》和本办法给予补偿安置，仍坚持无理要求，拒不办理征地拆迁手续，或拖延腾地、交地，影响国家建设，经说服教育无效的，征地拆迁管理部门可诉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决，强制执行，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用地单位擅自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或额外给钱给物的，一经查出，除没收非法所付钱物外，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五、用地单位和被征地单位，一方不执行征地（包括临时用地）协议，使对方遭受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情节严重的，应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六、挪用或占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责令退赔，侵占招工、转户指标的，招工、转户无效，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可以并处罚款。
七、弄虚作假，采取非法手段骗取批准征用土地和超越审批权限征用土地的，一律无效，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可以并处罚款。
上列各项，行政处分由县、市征地拆迁管理机关提出意见，并按照对干部、职工的管理权限报请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执行。经济制裁由县、市征地拆迁管理机关决定并限期执行；对制裁不服的，可以在期满前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征地拆迁管理机关提请人民法院
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强制执行。
在征地过程中，煽动群众闹事，阻挠国家建设，贪污、盗窃国家和集体财物，行贿受贿，敲诈勒索，以及其它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个人罚款数额，最低为人民币三十元，最高不超过本人六个月的收入。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支付的经济赔偿，应从该单位的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经费包干结余等资金中支付，不准摊入生产成本或基本建设投资。
处罚中没收的财物和罚款全部上交国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征地拆迁工作的领导。各级征地拆迁管理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管理征地拆迁的办事机构，负责贯彻执行《条例》和本办法，在用地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配合下，对已征土地的使用情况和安置方案的落实情况及时进行检查监督。
第十八条 国家建设使用国有荒山、荒地、滩涂以及其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权限无偿划拨，但对于经批准必须使用其它单位正在使用的国有土地，如给这些单位带来经济损失的，应由当地县、市征地拆迁管理机关会同申请用地单位和原使用单位进行协
商，可采取互换、调剂土地等办法解决，也可由申请用地单位给予适当补偿。使用国有农、林、牧、渔场的生产用地，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权限划拨，需要补偿安置的可参照本办法第六、七、八条的规定协商办理。拆除经批准划拨土地上的房屋和其他附着物，按《湖南省国家建设
拆迁安置办法》执行。使用河、湖滩地，必须经水利、水产和交通部门同意。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湖南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
1973年11月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几项规定（修正稿）》即行废止。各地制订的有关征用土地的规定，凡与《条例》和本办法相抵触的一律无效。
在本办法公布前，征地拆迁按过去的规定达成协议、办妥批准手续的一律有效，不再变更。



198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