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对重大误解做出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9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宽泛。对此，理论界对重大误解制度存在众多分歧，并且，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重大误解的适用往往也并不稳定。本文将通过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法律适用的角度分析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并寻求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之路。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含义王泽鉴有云：“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法律行为是达成私法自治之手段。法律行为之基本要义在于表意人得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上之效果。”然而重大误解则是不完全、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不必然。因此，推究重大误解制度其实质是为了救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

　　厘清重大误解的实质与含义，是研究重大误解制度的逻辑基础和前提。所谓“误解”是指意思表示受领人因自身的原因，而错误的认识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所谓“重大”指误解的程度足以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变化、显著失衡或者使合同的目的落空。当事人是基于错误才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不是由于错误，不会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误解之“重大”是民法对误解者利益实施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条件。所以，重大误解的含义可以定义为行为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其所为行为的性质或效果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导致法律行为的后果与其所为法律行为的目的相违背，或者利益受到损失，且行为人的错误认识非是因自己或他人的故意、重大过失所造成。

　　（二）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成立除了具备“误解”和“重大”的含义之外，同时还必须满足下列构成要件：第一，重大误解与合同成立的条件存在因果关系；第二，重大误解的主体是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第三，重大误解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态度也必须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国内外学术界争议较大，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详述）；第四，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误解的风险，这里采推定的标准。

　　至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多数学者认为误解是由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般意义上的过失（不包括重大过失）导致的，不存在故意的欺骗或者故意不告知的情形。笔者认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可以无任何过失，之所以产生重大误解是基于第三人的过失或故意。比如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生到餐馆用餐，被精美的菜单所吸引，遂将其偷走。

　　1.误解人的主观态度关于误解人的主观态度，首先，学术界一致肯定误解人对行为的性质、内容存在错误的认识。但误解人产生此种错误的认识是否存在过失，学术界不乏争议。王利明教授认为“如果表意人在订约时故意保留其真实的意志，或者明知自己已对合同产生误解而仍然与对方订立合同，均表明表意人希望追求其意思表示所产生的效果。”笔者表示赞同，因为此种情况意思表示实属真实，是不能按照重大误解来处理的。因此，重大误解的产生，首先排除了当事人故意的主观态度。也有的学者认为“误解一般是因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产生的，这类合同发生误解的原因多是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经验而造成”。还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必须不存在过失才能构成重大误解（台湾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是实践中，重大误解的产生往往都是基于当事人的疏忽等过失造成的，如果重大误解的要求必须不存在过失，重大误解制度的目的与意义则难以实现。因此，虽然这种观点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具有重大意义，仍然不可取。

　　因此，笔者认为，重大误解的误解人主观态度应当是，误解人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疏忽大意也即一般过失，而不应是主动追求或希望这种误解的发生，对于误解结果的发生，误解人不应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从重大误解制度的意图和效果上看，成立重大误解将允许误解人撤销其基于误解而为的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重大误解制度一方面是民法追求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意思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将对交易安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带来挑战。因此，必然要寻求此诸种利益在冲突下的平衡。所以，对于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和重大过失而言，当事人的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则可以成为要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理由，但并非免责理由，误解人仍然要因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对相对方因合同撤销、变更而受到的损失承担责任。

　　2.相对人的主观态度对于重大误解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除了误解人的主观态度，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也需要考虑，不容忽视。相对人也必须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误解人产生误解，才能成立重大误解。否则，是不能构成重大误解的，而应适用欺诈等其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作为的主观态度和不作为的主观态度，作为的主观态度是指故意错误陈述或者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错误的陈述；不作为的主观态度主要表现为沉默欺诈，不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无过失或者轻过失的，不影响重大误解的成立。

　　（三）重大误解在我国现行法中的适用现状我国有关重大误解的相关规定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第59条、《民通意见》第71条和《合同法》54、55、58条之中，其法律后果是可变更可撤销。例如，旅客甲误食了宾馆内的有偿食物，成立重大误解，适用民法通则或者合同法的规定，旅客甲与宾馆关于食用该有偿食物的合同为可撤销可变更，撤消后，甲按照不当得利返还旅馆的食物市场价格即可。但是，这些条文对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等的规定均十分粗陋。无法为重大误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稳定、有力的支撑。此外，重大误解往往与其他相似制度规定在同一条文中，因此常常造成适用上的混淆。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民法通则》对重大误解的相关立法并没有将表意人的主观状况纳入考虑的范围，缺失了法律应有的价值判断。

　　其次，《民法通则》对错误表示的规定欠缺规范，内容不全面不严谨。《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不能攘括错误表示的所有情形和全部内容。从内涵与外延上说，错误表示与误解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错误包含误解，误解仅是错误的一种形式，仅指意思表示的当事人之间对对方的意思表示产生了错误理解的情形，而错误还包括当事人的内心效果意思与其表示行为的客观实意不一致且当事人并不明知的各种情形。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对误解内容的规定也十分狭窄，仅限于对行为内容产生的重大误解，当然，虽然有司法解释将误解的内容扩大解释包括对行为性质的误解、对对方当事人的误解、对标的物品种质量规格的误解等的重大误解。但实践中存在的表示错误和《德国民法典》中的传达错误却因不能解释为“误解”而未能受到法律调整，从而成为立法上的一个盲点。

　　最后，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制度下无效或者撤销法律行为采取过错责任规则原则，也即是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因此如果当事人一方没有过失，则相对方的信赖损失将无法通过重大误解得到赔偿，并且，这也是对交易安全的巨大挑战。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1.明确当事人的主观态度在规制重大误解行为的成立及后果时，同时也需要考虑误解方的利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的保障。如果相对方是善意的，其基于对表意方的信赖而发生的合理成本支出与利益期待，其利益与交易安全则不得不进行考虑。同时民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也应当要求其承担疏忽或者无知的不利后果。总之，法律应当在规定重大误解的成立及效力时，应全面权衡各种价值，全面考虑表意人与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以寻求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交易安全价值的最佳平衡。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并没有规定表意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其主观过错问题，但是台湾和日本的民法典却规定了表意人的主观态度：台湾地区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过失，日本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重大过失。这种由单纯维护表意人意思自由到构建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平衡的立法理念的转变，反应了时代的需要。故我国可采取明确立法规定，限定表意人行使撤销时的主观态度为无过失或轻过失。

　　2.明确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完善重大误解构成的形态我国重大误解只相当于大陆法系意思表示错误中的内容错误，对于表达错误、传达错误等，并没有包括在内。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于解释的过程中产生分歧与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予以明确，完善重大误解的构成形态。以满足重大误解制度理论和实践上的完善。

　　3.相对人的信赖损害赔偿在重大误解的可撤销、可变更效果下，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必不可少，我国台湾民法以及德国民法均规定了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不仅注重民法的精神保障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还保障交易安全。而我国民法虽然规定了合同撤销下对表意人的过错的相关赔偿问题，但其实际上混淆了缔约过失损害赔偿和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对于当事人无过失情况下的撤销，相对人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难以得到保护。故此，我国应完善错误信赖保护制度，明确无过失表意人的赔偿责任，将其单独成文，加强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

　　北安市法院 王胜宇
　 案情

　　王娜是某大型国企总经理李总家的保姆。某建筑公司老总黄某为了能承建该国企投资的金星花园小区，意欲向李总行贿，但每次给的现金、烟酒等都被李总拒绝。黄某遂许以5000元好处费向王娜了解李总喜好，王娜向黄总透露说：李总别无他好，唯独嗜爱古董。黄总于是买了价值五十万元的古董贿赂李总。李总收下古董后，黄总如愿取得了金星花园小区的承建权。而王娜也从黄总处得到了好处费5000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王娜的指点，黄总才得以了解李总的喜好，并买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古董送与李总。王娜在黄总的行贿行为及李总的受贿行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撮合作用。所以王娜构成介绍贿赂罪。另一种观点认为，介绍贿赂罪应是在双方有行贿、受贿意图后，为双方牵线搭桥，促使行贿结果达成的行为。本案中，李总原本没有受贿的意图，只因王娜告知黄总其喜好古董，才使得整个贿赂行为得以完成，王娜有明显帮助行贿人的意思并实行了帮助行贿人的行为，所以王娜应该构成行贿罪的共犯，而不是介绍贿赂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介绍贿赂罪，是指行为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沟通、撮合，意图使贿赂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但由于介绍贿赂罪与贿赂犯罪的共犯较难区分，在实践中应谨慎适用。

　　一、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介绍贿赂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实践中，介绍贿赂的人多数是与受贿者关系密切的人，比如近亲属、秘书、司机、保姆、同学等等。这些人因为和受贿者关系亲密，容易从心理、情感上对受贿者进行突破，使受贿者丧失原则和底线。再者，这些和受贿者关系密切的人对受贿者个人生活中的喜好较为清楚明了，也就是掌握了受贿者的“软肋”，若以此为攻击点，则受贿者通常会“溃不成军”。

　　2、主观要件。介绍贿赂罪在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为行贿、受贿双方进行沟通、联系和撮合，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使贿赂得以形成。但贿赂结果是否形成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通常情况下，介绍贿赂人具有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但谋取非法利益并不是介绍贿赂罪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3、犯罪客体。对介绍贿赂罪的犯罪客体问题，理论界的观点不尽相同：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是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笔者认为，介绍贿赂行为直接为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贿赂结果的达成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是权钱交易行为的催化剂。但是介绍贿赂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贿赂的产生，当然也不必然导致当事人以职务行为换取物质报酬的结果。介绍人的介绍行为既不是贿赂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不论贿赂结果是否产生，介绍贿赂行为都影响和干扰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和管理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所以，介绍贿赂罪侵害的客体应该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4、客观要件。介绍贿赂行为，是指为行贿人和作为行贿对象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引见、沟通和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并且情节严重的行为。介绍贿赂人为行贿受贿双方的中介，通常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双方认识、联系，或者代为传递信息或转递财物，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行为。而贿赂结果是否达成，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按照该条款的字面意思理解，介绍贿赂罪应仅仅理解为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而不包括接受受贿人之托、帮助寻找行贿人、索要或收受贿赂的情形。

　　但是对于介绍贿赂行为含义的理解，学界却有不同的认识。通说认为，介绍贿赂既包括介绍人按照行贿人的要求或委托帮助行贿人寻找行贿对象、引荐潜在的受贿人、或为行贿人出谋划策、传递或转交行贿钱物等，也包括帮助受贿人寻找索贿对象、传送索贿信息等。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的立法精神，对此条文可以作适当扩大的解释，此处的“介绍贿赂”应当既包括介绍行贿、也包括介绍受贿。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标准的规定》也将“介绍贿赂”解释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况且，实践中也存在行为人为索贿人介绍、寻找行贿目标的现象，行为人的这种行为同样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将此种行为纳入介绍贿赂罪的规制范围，不仅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有悖于刑法的立法精神。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介绍贿赂罪在客观上必须是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而对于何谓情节严重，1999年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介绍贿赂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2、介绍贿赂数额不满上述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为使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的；(2)3次以上或者为3人以上介绍贿赂的；(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的；(4) 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达到上述标准的，应视为情节严重。但是，这些标准由于规定太过笼统而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在考察介绍人是否构成情节严重时，除了要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认定外，还要考虑介绍人的动机、目的及介绍人非法获益的多少。在故意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和目的是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介绍贿赂罪虽然是属于直接故意犯罪，但是每个介绍人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却是各不相。有的是出于对行贿者的同情、有的是碍于朋友或亲戚的情面、有的则是出于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而对后一种动机，虽然介绍人非法所得额的多少并不影响介绍贿赂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进行适当考量。

　　二、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行贿罪的区别

　　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极为相似，要界定介绍受贿罪与贿赂犯罪的共犯，应当从以下两方面入手进行区别和鉴定。

　　1、主观方面。首先，判断两者犯罪目的和动机。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行为人知道自己是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介绍贿赂，其目的是通过自己和双方的联系、撮合而促成贿赂结果的实现。而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明确知道到自己是在帮助行贿一方或者受贿一方。其次，判断行为人与贿赂双方的合意程度。如果行、受贿双方或一方本没有贿赂的意思，而因行为人的行为诱发了行贿、受贿的意图，那么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与行贿或受贿方合意程度明显，行为人构成了行贿或受贿的帮助犯。而如果行贿、受贿方本就有贿赂意图，行为人只是为行、受贿双方进行沟通、联系的或代为传递钱物，则应认定行为人与行、受贿人的合意不明显，行为人构成介绍贿赂罪。

　　2、客观方面。介绍贿赂罪的表现是为双方牵线搭桥，自己只是处于中间位置。介绍贿赂人为行贿、受贿双方的中介，通常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双方认识、联系，或者代为传递信息或转递财物，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行为。如果贿赂双方自己就已经商谈好贿赂钱物，而行为人只是代为传递钱财或物品，或是代为传达双方的意图，则可认定行为人的作用是撮合。如果贿赂双方原本并不认识，通过行为人的怂恿或帮助而完成贿赂行为，则可认定行为人构成贿赂犯的帮助犯或教唆犯。

　　本案中，黄总本欲贿赂李总，但苦于无法投其所好而屡次被拒，故转而求助于李总的保姆王娜。王娜意欲获得5000元好处费，故而向黄总透露李总喜欢古董。李总应知黄总有贿赂自己而取得小区承建权的目的，之前拒绝黄总是由于黄总送的物品并非自己所好。当黄总送了自己喜好的古董后，李总就欣然笑纳了。因此，黄总、李总的行贿、受贿意图明显。在黄、李二人有行贿、受贿意图的情况下，王娜在二人中间起到了撮合、沟通的作用，故王娜构成介绍贿赂罪。


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