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善意取得制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朱宏


　　善意取得制度，又称即时取得或即时时效，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民事制度。其含义是，无权转让财产的占有人在将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后，如果受让人是善意地取得，则其对该财产就享有合法的所有权。财产的原所有人不能要求第三人返还，只能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我国在《物权法》制定以前，虽然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通常承认有此制度，但尚无法律明文规定，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有一个类似性规定：　　“……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条规定也只限于共同共有财产。新颁布的《物权法》第九章第一百零六条则明确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作为物权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法律对两种价值进行利益判断后的产物，即兼顾对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保护和交易的动的安全保护。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基于善意取得在促进交易便捷、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等方面的价值功能，在物权法中明确此项制度是一大进步，但笔者认为该项制度尚有几点值得探讨：

一、善意取得的法律要件。无处分权人将动产有偿转让给善意受让人的，应符合如下条件，受让人即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１、处分人将该动产移交受让人占有的；２、受让人支付了一定的代价；３、处分的标的物是法律允许流转的财产；４、交易合法有效。受让人在受让动产时不知让与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为善意。受让人是否为善意，以取得动产占有时的状况来确定。

二、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例外情形。下列情形不适用善意取得：１、无偿的转让行为；２、转让人和受让人采用占有改定方式的，由转让人继续占有动产的；３、以转移物的请求权代替交付的。

三、受让人的权利救济制度。受让的动产如为盗窃物、遗失物，所有人、遗失人或者其他有受领权的人有权在丧失占有之日起一年内向动产受让人请求返还。因所有人的追夺而使受让人遭受损失的，受让人有权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所有人对于处分人无权处分行为的发生有过错的，受让人也有权要求其给予适当的补偿。但动产系由拍卖、公共市场或者经营同类物品的商人处购得的，所有人请求返还时，必须向受让人偿还支付的价金；动产为货币或者无记名有价证券的，不得请求返还。

四、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民法通则的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而物权法将不动产规定善意取得的标的物之一，该规定是指善意取得人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而与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发生交易，因而取得不动产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为保护交易安全而准用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定。

五、我国对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从实践来看，司法机关很少能体现对善意购买赃物者的法律保护，造成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律规定的犹豫性与模糊性。因此，在将来的物权立法中应该明确地体现对善意购买赃物者的法律保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对于善意购买赃物的受让人应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原则，以公平原则为补充，具体内容可表述为：受让人善意购买赃物的可以取得赃物的所有权，原所有人应向非法出让人要求赔偿。但是，如果非法出让人没有能力赔偿的，可以按照公平责任原则，由善意受让人给予所有人一定的补偿历经七次审议，我国立法史上最为慎重的一次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最终于2007年3月16日公布。但该法的正式出台并不意味着围绕该法的争论已经平息。不可否认，《物权法》的颁布是我国法制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的许多规定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起到了积极的意义。然而，正因为它意义重大，与普通大众关系最密切、最直接，它也是近两年争议最多的一部立法。其中公、私财产权的平等保护、不动产的登记制度、业主的权利、住宅建设用地的自动续期，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等都是民众讨论的热点问题。 如果从我国的法理通说和司法实践赠与由于其无偿性，不能适用善意取得。但是，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立法而言，则多数并不要求善意取得要具有有偿性和对价。只要属于交换行为即可，因而国际上其他国家立法而言，赠与也是善意取得的合法交换方式。

六、善意取得是否要求有交易行为。善意取得制度意在保护交易安全，因而惟有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 这种交易主要是通过买卖、互易、赠与、债务清偿、出资等具有交换性质的行为实现的。 如果通过继承、遗赠等行为取得的，则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因为继承人、受遗赠人只能从被继承人和遗赠人那里取得其个人的合法财产，不能通过继承或受遗赠而取得除被继承人和遗赠人以外的他人的财产。对于善意取得的交换行为是否应为有偿，各国规定不同。在多数西方及日本等国，规定并无有偿无偿的限制，只要属于交换行为即可，因而赠与也是善意取得的合法交换方式。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受让人取得财产时虽出于善意，但取得财产时没有支付任何代价，即属于无偿取得财产，在此情况下，所有人仍可以要求受让人返还该物。受让人实际占有由让与人转移占有的动产，为善意取得成立之基础，而所谓动产占有之转移，包括四种情形，即现实交付，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及返还请求权之让与。 构成善意取得的交易行为应是一种有偿交易，取得财产的受让人通常支付了相应的对价。 一般学者皆认为无偿取得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笔者认为：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无偿转让财产，本身表明财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一个诚实的、不贪图便宜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如果不经调查就受让财产，则本身是非善意的，或者说是有过失的。另一方面，由于财产是无偿接受的，受让人占有财产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因此返还财产并不会蒙受多少损失赠与因其不是一种交易行为，且受让者取得财产是无偿的，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通过继承、遗赠等行为取得财产也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因继承人、受遗赠人只能从被继承人和遗赠人那里取得其个人合法财产，不能通过继承和受遗赠而取得除被继承人和遗赠人以外的他人的财产。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 宏

浅议公益诉讼的原告

陈礼平


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不仅仅体现在对私人利益的关注，更多的应该表现在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上。目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诸如环境侵权案、违法悬挂国旗案、国有资产流失案等时有发生。而此类案件之结果往往是以法院不予受理为终或是以原告败诉为果。细细推究之，皆源于现行诉讼法对公共利益诉讼主体的认定有诸多盲区，以致民众无处告诉。而违法侵害者则变本加厉，无视公共利益以致大肆、任意践踏。本文通过对公益诉讼的概念的初步界定，并阐述其基本涵义及类型，运用横向比较、纵向分析的研究方法,提出作者的设想。
一、公益诉讼的基本涵义及类型
（一）公益诉讼的基本涵义。
公益诉讼的认识应该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基础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有关社会公众（包括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及社会团体、民间机构）的利益，是公有公用的利益。它“区别于社会个体的利益，又非个体利益的简单叠加。它应该是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结合”。仅就我国宪法、法律法规而言，运用到的表述就有“社会利益”、“国家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之多，但从本质来讲它们只是表述上的差别。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在其受到侵害时民众自然会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提出利益主张即公益诉讼。所谓公益诉讼，它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私人利益诉讼而言的。周楠教授在《罗马法原理》一书中提到“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皆可提起。”意大利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在其著作中亦指出：“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叫民众诉讼。”此处所称“民众诉讼”就是指公益诉讼。目前，我国学者对其大致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以国家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法人、社会组织及自然人代表国家或民众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提起的公诉。”另一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组织、个人，依据国家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国家整体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活动。”并且认为公益诉讼不等同于公诉，“它既可以由国家授权的检察机关或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又可以由利害关系人以国家授权或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两种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公益诉讼的主体特别是原告的认定存在不同见解。
（二）公益诉讼的类型。
关于公益诉讼的类型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应当包括行政、民事两类，而刑事则应排除；另有学者则主张公益诉讼只局限于行政一种。笔者认为，为了便于公共利益主体提起诉讼使社会公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对公益诉讼的界定应当采取广义的理解即自然人、法人、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及其他法律授权机构对违反法律、法规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其中，当然应该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公诉”和“公诉转自诉”刑事公益诉讼。综上，笔者认为公益诉讼应当是广义的、多样化的，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救济途径。但是，我国学者及立法机构对公益诉讼的最终界定的真正障碍在于对其原告主体难于统一认识。
二、笔者的制度设想
(一)一般民众、法人、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首选原告。
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保护社会公益设置了宽泛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常常是由不确定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现实的公益诉权，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但从人民民主权利的角度来看，确认一般民众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在某一法律制度上的具体反映。依据该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人民通过选举方式将这一权利委托于国家机关，从而造成权力所有者于使用者相分离的政治现象。在某种社会条件的促使下，人民将该权力收归由自己行使，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这种条件显然应当包括社会公益遭受违法者侵害的情形。这是因为作为国家的主人，任何社会个体都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不受非法侵害。而且，国家、社会、个人或社会组织等各方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所以，侵犯国家或社会利益实际上就是在侵害社会个体的利益。由此赋予一般民众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和法律地位，在政治理论上就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诉权理论的角度来看，公益诉权是民众平等享有的一项宪法性权利。一般情况下，诉权主体就是实体权益主体，这种诉权具有双重涵义：实体主体和程序主体。但是在存有特定条件时，这种双重性又会得到分离即可能单是实体主体或程序主体。一般法理通过利用“诉权转让”、“纠纷管理权”和“诉讼担当”等理论赋予实体主体以程序涵义或程序主体以实体涵义。从而对诉权主体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其目的就在于在更大的限度内维护公益、制裁违法行为。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所采取的就是这一理论来确认一般民众的原告资格。笔者认为，这样的制度架构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公益违法行为的监督，而且这种监督要比任何一种监督方式（比如行政监督）来得有效、有力。一般民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公益违法行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也有利于社会公益在最大范围内得于维护。依据我国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法人与自然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故在公益诉讼方面，法人与自然人同样具备原告资格。
（二）检察机关当然应成为公益主体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提起诉讼。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其实也就赋予了其在公益诉讼程序中的原告地位。这是因为，在我国公诉的职能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检察机关理所当然的成为刑事公诉的原告（即公诉人）。而且，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在本质上与刑事公益诉讼都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但是由于法律的缺漏使其举步维艰——检察机关无法以原告身份参与诉讼。而检察机关自身的性质和职责表明他实质上具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代表人的身份，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应当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侵害公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有的学者主张，赋予国家行政机关公益诉权，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如环保行政部门其特殊的管理职责、优越的取证手段对其提起公益诉讼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笔者并不赞同此种主张，因为行政机关权力的过度膨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倘若将公益诉权赋予行政机关，这种现实将变得更加突出、严重，不利于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尤其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在制度创设中将检察机关纳入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则恰到好处的处理了这一难题。同时也有效的防止了权利过度集中的行政机关滥用诉权的可能。且检察机关的权利行为不具有实质处分的性质，属于一种超然的中立地位，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及时有效的行使诉权，维护社会公益。当然，检查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必须有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诉讼中的权利分配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法律理念，赋予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享有调查取证权、优先审理权、法律监督权等权利。有的学者认为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享有调解权，即和违法者达成诉讼和解。笔者也不赞成这一主张，因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代表人并不具有对公共权利的实质处分权”。赋予其调解权往往会导致检察机关在处理公益诉讼时并发惰性、消极的诟病，从而不利于社会公益的维护。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具有原告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和刑事公诉一样享有抗诉权，同时对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可以说，无论从权力的制衡还是从身份、性质来讲，检察机关都应当是公益诉讼的最佳原告。
（三）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应是公益诉讼的原告。
从国外较为先进成熟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来看，各国大多在逐步赋予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承认其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由于公益违法行为所特有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及潜伏性”等特点，使其法律因果关系、证据的收集、事实的证明等法律技术问题非常复杂，仅就受害者个人在资力、技术、知识上是难于对抗强大的违法行为者。并且受害者在人数上的众多使得传统的普通程序诉讼、代表人诉讼难以适应。即使勉强受理在各方面也不利于对利益主体造成讼累、不经济。从这样的现实出发，笔者认为应当尽快通过立法赋予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民间环保组织、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公益组织、团体）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使其享有公益诉权。一方面可以充分有效的利用本已非常有限的司法资源，避免当事人诉讼之累、实现经济诉讼。另一方面从确保诉讼原告多元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增加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我们建议将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纳入公益诉讼地主体范围，使公益的维护在诉讼主体上得于适当、有效补充。
总而言之，对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作扩张性解释，赋予一般民众、检察机关、法人、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等间接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和诉讼主体地位，修正传统的原告单元规定为原告多元化规定以全面有效地维护社会公益。当然，本文重点探讨公益诉讼原告的认定，有关被告的相关理论由于牵涉到具体个案的实际情况，难于形成系统理论，故暂不涉及。同时，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不足、不仅仅为了社会公益而是掺杂个人目的，甚至纯粹出于滥诉而起诉的现象肯定会依然存在，各原告之间资格重叠、推委旁观等情形也会悄然出现。因此，笔者建议应在相关立法时应当加于规避，做出细致、明确架构。